《國安法》陰霾下，城中鬼影幢幢，文藝圈子裡不少人憂心政治審查趨嚴、批鬥風氣再起，不敢再寫，而犯禁的界線難以摸清，未來還有多少寫作與出版的自由？但久違多年未有新作的香港作家謝曉虹，偏在此噤聲離場的風口浪尖悄悄交出首部長篇小說《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》。一個深居文學院為教席名份所誤，逐漸變得冷漠離地的老教授，與古董街一具少女人偶雙雙墮入魔幻迷離的偷情生活。成年人的童話糖衣裡，以無數化名及代名詞包裹著小說世界所觀照的動盪現實。遠離政治，只為歡愉，沉溺於虛妄情慾的教授Q，卻終於隨著謝曉虹筆鋒一轉，劃破糖衣，無可避免捲進了現實香港的亂流。
動盪中寫完最後一筆
距離上一部小說集《好黑》已經十年有多，香港翻了幾翻，謝曉虹卻一直未再出版個人作品。但這段時間，她先後在中大、浸大任教，屈指一數，其寫作班的門生實在是不少。她可能猜到我會劈面就問「是否被年復一年的寫作班磨蝕了創作熱情」這個從《鷹頭貓》主角教授Q身上隱約讀到的訊息，甫見面，即拿出一本沒有Barcode的手作書，笑笑口：「我一直也有寫小說的，只是沒結集出版而已。」
謝曉虹的書，簡直像個都市傳說，恐怕香港、台灣都沒一間書店儲得齊，事關入手渠道每本不同，有緣人才會遇見，但有緣都無法完全擁有。《好黑》之後，較多讀者見過跟韓麗珠合著的《雙城辭典》，而其實，謝曉虹亦以手作書形式出版過一部《月事》，但結果未出版已絕版。
「我很喜歡那本書的設計呀，但好像只有不夠十本，連我自己都沒有底本。」她笑著說。另有部分作品結集為英譯本《Snow and Shadow》（Nicky Harman譯），還有只限展覽現場閱讀的《童話兩則》。
作品不多，印量更少，但謝曉虹說自己享受自己做書。「逐本做，然後派給人。雖然我手工不是太好，但有機會我會繼續做手作書的。」別人都擔心文學作品不夠大眾化、銷量差，慨嘆紙媒寒冬、出版業黃昏，但這些窘境都好像跟自居小眾的謝曉虹無關。
而事實上，闊別十多年的第二本個人作品《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》，本身都可能無意／無法出版。據後記提及，最初她是在2011年帶著此故事從人生低潮走到愛荷華參加駐校寫作計劃，作品毀掉重寫，念念不忘，經歷漫長歲月，終於以今日的姿態面世。「那又不是真的從櫃桶底拿出來。當然，故事大綱很久以前已經有，開始和結尾都已想好，我一直有寫，而《鷹頭貓》好些章節，包括英譯，都在不同文學雜誌發表過，但我一直沒時間將它完成。」
她形容，創作過程中總覺得缺了一塊，讓小說裡的城市及與之相連的人物無法成立。「教授Q和人偶，他們的命運應該如何，他們和城市的關係，他們對社會運動的看法、態度，我決定不了。」這部未完成的作品，正見證著香港十年間的轉變，而政治運動對書中後半部分的內容有著關鍵的影響。故事裡的兩個主要角色，教授Q和妻子瑪利亞，他們表面上對政治無感，但實際上社會運動一直推進，潛伏在周遭，時而閃現或給予暗示，跟他們擦身而過。過去一年，香港時勢劇變，迫出了許多人的政治醒覺，而謝曉虹亦在劇變之中為這部反高潮的情慾小說收結。
「這本書經歷了雨傘和反送中，在這個時候完成，當然也受到了運動的啟發。運動翻出了城市的潛意識，因此也讓我們更清楚地看見城市裡的人，包括那個潛在的，讓我們感到意外的自己。」謝曉虹如是說。
與教授Q的距離有多遠
《鷹頭貓》雖然寫香港，也寫學運，但並沒有搖旗抗命式的政治表態。一如謝曉虹過去的行文風格，書中未有明確指向現實，而是在悉心裁剪的魔幻與詩意之間，換上大量轉借的稱呼：陌根地、維利亞、剎難、先鋒共和國、孤舟大學、吞雲港……社會事件的蛛絲馬跡，就這樣滲透到教授Q與人形玩偶的偷歡戀事，但當然，麻木自私的教授Q對外在一切毫無感覺。看得膽戰心驚的是，讀者可能認識謝曉虹作為小說家的那一面，但作為大學教師與學者的一面，或許無從窺見，而《鷹頭貓》的主角——長年累月游走於學院體制、躲在辦公室埋首學術研究、不擅應付權力鬥爭、為教席而惆悵的腐敗中年教授，會否都是作者的符號化替身，或內心投射的一個惡俗分身，藉此寫成一部自我醜化的半自傳。
正如謝曉虹在另一篇訪問中所指，此書是「少數我感到缺乏足夠距離感的創作」，讀者如我開始在字裡行間尋找線索，到底作者與教授Q的距離有多遠。「你不是說我像那個中年發福的教授嘛？」謝曉虹笑得合不攏嘴，而可能發現我問得太誠懇，她轉而認真回答：「作品寫的是大學發生的事，我自然會將一些見聞放進去。故事角色對制度的不滿、遇到的挫折，可能多多少少都是我的想法，但那個人物距離我很遠。」
她接著說：「教授Q是一個年少時居無定所的偷渡者，中年才進入學院，他並不認同這個城市，甚至會想像自己是外國人。我是想寫一個處身於香港的邊緣人物，而教授Q的視角充滿盲點，我們也不能把他的看法完全當成小說的立場。」
「喜歡說學生是文盲的他，怎會是我的分身？」她好像覺得我的疑慮太蠢。
學院制度只是遊戲
《鷹頭貓》之中，許多情節都處理得夢幻繽紛——像為了滿足教授Q這個超齡白馬王子而鋪設，與之相對，卻是透過教授Q的失格墮落、各種堆砌的繁文縟節，直白展露了對現實香港學院氛圍的批判。「教授Q夫婦不僅僅對社會運動冷漠，事實上，他們也一直冷待自身的慾望，生命的熱情從沒機會散發。你可以說，他們本身也是某種僵化生活方式的受害者。小說聚焦於大學制度的一些荒誕之處，但大學體制並非獨立地存在，它不過是這個社會某種管治模式的縮影，教授Q夫婦的生活態度，其實和殖民歷史、城市空間的設計、媒體和語言運作等等也密切相關。」
而置身大學體制多年，謝曉虹一直對學院環境有所警惕：「體制的要求及它對個人的賞罰，有時只能看成一種遊戲。教授Q就是太過當學院遊戲是真的，所以賣了自己。」她轉念一想，又說：「我不喜歡將自己看成一個學院的人，如果真要有一個身份認同的話，我仍覺得自己應該是寫作的人。寫作反而比較真實，是我可以依存的部分。」
不過，謝曉虹承認，大學的教學生涯確實已對她帶來許多改變：「其中一件事，是我經常都很在意的，就是自己的生活變得舒適了。過於安穩的生活，對於寫作並不是一件太好的事。」
她說得有點猶豫：「最近大家開始會感慨，有些事，原來一夜之間就會消失。當你生活得太舒適，要放棄的事太多，你的可變能力就會減少，我盡量不想自己變成這樣。但當你太舒適了，就會習慣，我希望有朝一日要離開時，我不會覺得太痛苦。」
儘管謝曉虹強調自己跟小說裡的老教授看法不同，並不認同他的視點，但是，當她提到學院生活有著某些無可選擇和無奈的時候，書中那積惡成魔的教授Q，可能正是作者預視自己未來的最差劣版本。
寫作班的快樂時光
據聞《鷹頭貓》出版之後，許多曾經上過謝曉虹寫作班的門生都自覺罪孽深重。如果親愛的作家老師最終被學院制度磨平，鈍化成教授Q這樣的失格中年，寫作班上那些「荷爾蒙過盛的火熱文字」或是其中一個毒害源頭。對一位向來慢熱、自閉，喜歡做手作書的作家來說，周而復始的指導課程，可能是一種精神折磨。
「我的創作意欲從來沒減少過，只是花了不少時間工作、生活、寫學術論文……當然也因為自己寫得相當慢，所以沒有太多作品出版。」她說。
「但正好讓我澄清一下。」謝曉虹答道：「如果大學的教書生涯真的帶給了我創作上任何傷害，那絕對不是源於寫作班的學生，或教授創作的經驗。閱讀學生的創作，幾乎是大學工作中最有意義的部分。我始終記住的是如何獨自在辦公室裡，因為讀到好作品而激動得手指發抖。」
說起來，謝曉虹任教大學寫作班已有多年，在她自覺最快樂的時光裡，今日香港許多年輕作者、文學雜誌編輯，或文學獎得主，都跟她有過一課之緣。「看到昔日在課堂上相聚過的人，在寫作上摸索出不同路徑，自然是讓我欣喜的。但我不會天真以為他們這些成就直接與我相關。」她形容，課堂上只是扮演「教者」的角色，不會完全嵌入其中：「那不過是制度給予我的一張皮而已。寫作是一種邊緣行為，它的本質就是質詢主流現實，因此和大學體制有著根本矛盾。然而，我也不是要否定體制裡的寫作教育。大學的資源和制度，確實給寫作人提供了空間。」
從文壇新人到寫作班導師，十多年間，謝曉虹見證著香港文學生態的轉變。「年輕的作者，受到注意的例如沐羽、洪昊賢、梁莉姿……我開始寫作的時候，網上媒體尚未蓬勃，還是需要透過傳統的文學雜誌、文學獎去建立自己的位置。」但相對今日的新生代作者，她覺得寫作的樣態已不可同日而語：「年輕的作者很早就在網上發表作品，根本不需要經過資深編輯的提拔，亦不需要傳統文學雜誌這個體制作為階梯，因此形式似乎也有更多可能性。」說罷，謝曉虹一如既往自嘲：「其實，我不少『學生』的Fans多過我無數，哈哈。」
小說不應簡化為立場宣示
在這個山雨欲來的日子推出新作，難免要問，政治嚴峻的當下，要如何握緊筆杆，面對世道崩壞而不迂腐，小說創作是否能夠扮演某種角色。「但它不是為了扮演某一角色，或為了成就某一功利目的而存在。」謝曉虹覺得，五四學運或是一段值得今日香港引以為鑑的歷史：「當時很多作家都有同樣的問題，都就快亡國了，為何我還要寫文？但五四的經驗就是告訴我們，正好不是這樣，有些作家後來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文藝創作，投向政治化書寫，但到今日我們回頭再看，是很可惜的，它將一個文藝世界變得很狹窄，亦再沒有其他可能性。」
「我覺得對待威權，最好是站在自己的位置，別輕易被動搖。寫作以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，應該是複雜、豐富的，不應該基於某種政治壓力變得簡單和二元對立，亦不一定要跟某些政治事件直接對位，高壓之下所有事物我們都會問A還是B，但回答A還是B，是簡化了自己的生命和選擇空間。」
謝曉虹形容，無論置身怎樣的政治現實，小說都是一個充滿了可能性的世界：「恐懼與自限當然會扼殺創作，但如果把寫作簡化為某種立場的宣示，同樣也是對那個世界的戕害。」她接著說：「文學要做的事，跟公民要做的事未必一樣，作為公民，參與某些社會運動，扮演什麼角色，與作為寫作人的身份是不同的。而香港社會之所以可貴，是因為我們本身有比較豐富的文化資源，看到不是狹窄單一的世界。這是我們需要保存的。」
「我曾經喜歡過很多成名於八十年代的大陸作家，但坦白說，我對今日的他們是很失望，或者因為他們生活變得太舒適安穩，當政府對文藝的控制逐步收緊，他們似乎也知道何時踩到底線，就不再寫。這是很可怕的。一個寫作的人，不應該如此，但我亦不覺得寫作就是要改變世界。我們從來不知道寫完一本書對世界有何作用，寫作是提出問題，然後讓讀者自己去思考，而不是你想寫一本書去推動某些事情。」
說著，謝曉虹再次提起筆下的教授Q。「他就是放棄了寫作，放棄了人的熱情。你只要對世界有感覺，對某些事情就會有反應。但他已經磨平到一個地步，對所有事物都再無感覺。」
「或者，如果香港人習慣了當下的處境，有朝一日都會像他這樣。這是我覺得要時刻提防的。」她說。而我開始理解她為何會有驚人耐性去創作一個自己不認同、甚至鄙夷的人物，挖掘他的內在問題。
訪問翌日，突然收到她捎來的一個短訊。
「或者，教授Q正正是一個我並不希望成為的人。」是作者交出的最後結論。
「但我如何看待教授Q，或教授Q是否作者本身的自我投射，其實不重要。一本小說有它獨立的生命。」
